您好，费孝通于1947年出版了《乡土中国》一书，这本书是他在多次社区实践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论性概括与思考.
其中“差序格局”一词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逻辑和传统文化的特点.
差序格局这样一种带有前瞻性的概念，其影响力在中国社会研究领域中逐渐放大，特别是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更加显示出了它在解释中国社会与中国人之现象上的奠基性.到现在，“差序格局”已经成为描述中国社会结构的经典概念，在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等研究领域中被广泛引用.
从今天的眼光看，费的这个观点可能受到了家乡江南（环太湖平原）农村生活经验的影响。或者说，江南农村的差序格局最完整，最典型。
江南农村因为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农村手工业是很发达的，土地广植桑棉，同时蚕丝，棉花的加工是在村民家里完成，这使得单个村民家庭的“男耕女织”模式成为可能，推动了小家庭化。
不过，因为土地依然有一部分种植水稻，所以典型南方稻作区的灌溉协作依然存在，所以在小家庭之上有一个更加隐约的“类宗族”，但相对真正的宗族比较小，也比较淡漠，仅仅限于同村族人。
这个“类宗族”之外，就是同村其他姓氏，或者是同姓不同宗的族人构成的其他“类宗族”。然后进而合成一个村庄。这是第三个层级。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江南农村基本是散居，所以，这种村庄也不是呈现一整团的凝聚状态，而是三三两两分布在河流稻田构成的土地上。
因为分散，所以“村庄”这个层级，认同度就比“类宗族”还淡漠。加上明清时期，大地主纷纷城居，村里基本只有普通佃户，因此实际上此时的江南村庄又是为城居（通常居住在市镇）的大地主间接控制的。“村庄”也就更加松散
一个市镇往往可以辐射多个村庄，这些村民会定期来市镇进行商品交易，或者去坐坐茶馆，了解行情，加强人际，因此，对于村民来说，“市镇”又成为第四级认同，对上同一个市镇的村民，自然更熟悉，也有更淡漠的认同感。
这样，四级的差序格局就形成了，越往外，血缘，地缘越远离，关系也越淡漠，三者是同构的。而核心的基点，也就是关系最紧密的存在，自然是“自家小家庭”。
这种结构在其他地区要不典型。
以华北农村来说，这里的旱作农业需要协作不多，生产角度来说也应该是小家庭化的，但是旱地水井的集中分布和共同防匪的现实要求，又使得他们不得不聚居在一起。
这种聚居规模很大，也特别强调“村庄”的认同，但是生产的小家庭化和杂姓共居的结构，导致没有办法整合，于是最终既不能形成大家族，也不能顺利小家庭化，而是分裂成不同的小亲族，彼此内斗不休。
这样一来，小家庭，小亲族，村庄的关系就不能像江南农村的“小家庭—类宗族—村庄”那样，越往后越淡漠。
例如小家庭是血缘天然产生，并被生产方式强化的最紧密认同，小亲族却是现实限制不得不产生的最紧密认同，而如果要对抗小亲族的分裂，那么村庄又必须被提升到最紧密认同的地位。这三者是矛盾的。
华北明清缺乏商品经济，也因此缺乏发达的市镇，而且即使存在，也往往是单纯交易场所，跨村庄的交际功能很弱，村庄与村庄是比较封闭的。也就是说，华北也缺少“市镇”的第四级。
华南农村则基于稻作农业的迅速内卷而引发的村庄之间的资源争夺，加上稻作区灌溉协作的影响，主动形成大型聚居，但内部是整合的，就是一个单姓的宗族。在这里，小家庭，房支，宗族（也是村庄本身）的关系，显然比华北顺畅。
但问题是，基于资源争夺的村庄为单位的集体械斗，却又造成宗族（村庄）这一层的认同被迫高度紧密化。即使很多时候房支之间其实充满斗争，在外敌面前却必须团结起来。
华南也有一定的市镇，但市镇辐射的不同村庄村民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彼此存在对立的（不过在争斗中也存在合纵连横）。因此，华南的村庄与村庄也是封闭的，从村庄到市镇，认同急速下降，过渡并不平缓。
事实上，由于这种对立，也造成现实中，华南市镇往往是一个或者很少数几个大村庄的附庸（几个村庄的情况下往往伴随势力划分），被其全盘控制，而不能成为联合较多村庄的所在。
上江农村则是相反的情况。
如果说华北，华南农村是村庄被要求有很紧密认同，那么上江农村则干脆实际上不存在成形的村庄，村民比江南农村更加散居。
上江的农村也分两种，一种是旱作稻作并存的山区，这些地方协作显然也比较小，不过不需要像华北农村那样不得不聚居另外一种是稻作区的成都平原，也种桑搞手工业，与江南类似。显然，这两地也都是小家庭化的。
那么这样，是不是更接近江南，容易符合差序格局了呢
也不是，因为没有村庄，所以在稻作灌溉协作中，它是附近的非血缘关系的“邻居”在帮忙，而不是“类宗族”在起作用，而之上更是直接跳到了“市镇”一级。
而且现实还表明，上江的“市镇”可能享有和“邻居”差不多紧密的认同，这里的茶馆往往有比江南更高的村民光顾频度，且更侧重人际交往。
这样一来，上江的问题就又和华北华南完全不同。后者起码整体呈现出从血缘到地缘的过渡，而前者却直接从血缘关系的小家庭跳到了非血缘的地缘关系。
由此我们也可以总结如下：
江南农村：小家庭—＞类宗族—＞村庄—＞市镇
华北农村：小家庭＜—＞小亲族＜—＞村庄
华南农村：小家庭—＞房支＜—＞宗族（村庄/市镇）
上江农村：小家庭—＞邻居＜—＞市镇。
有意思的是，人际关系差序格局最典型的江南地区，也是生活聚落差序格局最明显的地区，村庄，市镇，县城三级彼此独立，界限分明。
而不典型的地方就不是了，华北有村庄，无市镇，上江则是有市镇，无村庄，华南市镇村庄都有，但却混合在一块……
第一章《乡土本色》叙述了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概括了全书所阐述的“乡土”的概念。中国社会长期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形成了中国较西方的个人社会所不同的熟人社会。个人社会以法治为基础，熟人社会以礼治为传统。
法治与礼治的不同在于，法治依靠权力机构和公共的力量维系，礼治则更多地依赖于传统，是一种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在这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第四章提到的“差序格局”，这是费孝通先生非常著名的一个观点。
“差序格局”总结了中国社会复杂而又独特的人际网，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可以此概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费孝通以“水波纹”来比喻这样的格局：“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就越推越薄。这样就形成了差序。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道德就在这样私人联系的格局下发生着意义。差序格局以地缘和血缘的联系作为基础。
血缘纽带是差序格局的出发点，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到，“血缘社会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血缘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 ”差序格局之下的私人道德不同于西洋团体格局中的道德体系。西洋信奉上帝和耶稣，上帝是每一个人的神，在神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平等因此每个人的权利平等，权利平等形成了互相监督的团体，最后形成了平等的国家。并且为防止权利的失衡，制定了宪法作为保障，人们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行使权力。
再说回差序格局。在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差序格局里，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根深蒂固。孝、悌、忠、信都是私人道德中的关键要素，还有最常被提及也是最难以解释的“仁”。这个观念是逻辑上的总和，因为在团体性并不强的中国乡土社会中并不容易指出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要具体说明时，还得回到“孝悌忠信”的道德要素中来。然而传统里的道德价值标准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团体道德的缺乏在公私冲突中显出了它的弊端。
费孝通在第五章《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中写到，“就是负有政治责任的君王，也得先完成他私人间的道德。 ”《孟子?尽心上篇》中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舜做了皇帝也应保全他犯了法的父亲，这个故事说的就是在中国社会中私人道德的地位高于法律。
乡土中国之中的差序格局，以及差序格局下的私人道德，是中国社会的文化特色，也是社会向民主法治进步路上的一大阻碍。因此费孝通先生对此的研究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下是有深刻意义的，《乡土中国》成书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科技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冲击，曾经的乡土中国也在发生着她的改变。我们站在巨人的肩上，以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成果作为理论基础，进一步展开比较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