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對社會上的是非得失，一概看作與己無關，不去管它，這就不至於使自己的心，受到社會環境的干擾。他之所以如此，是與他的“義外”說有關。
“義”是對於事物是否應當、是否適宜的判斷，以及由此判斷而引發的行為。孟子的“義內”說，認為此判斷是出自於吾人之內心，不僅判斷的標準為內心所固有，否則不會作此判斷，並且以為吾心既有此判斷，即系吾心有此要求，人之行義之所以滿足吾心之要求，而為吾心之所不容自己。
告子之意，則以為應當不應當，只是從客觀事物關係中之較量比擬而出。並且他似乎並不由此而求建立一客觀之義，而只是認為一般人所謂“義”者，與自己的生命毫不相關，所以他就可以“不得於言，勿求於心”，由此把自己從社會隔離起來，不受社會的影響。
“得於言”即所謂“知言”，亦即對客觀事物作知識上的瞭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對於不瞭解者，讓其不瞭解，不用心去求瞭解。
這與莊子“知止於其所不知，至矣”（《齊物論》）的態度，甚為相合。告子“生之為性”的觀點，也與莊子的性論非常相近。孟、莊同時而未嘗相聞，告子或亦是莊子之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