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詩經》闡釋兼會經學、理學、文學，以“義理”和“得性情之正”為前提，其所引發的詩學問題對中國古代詩學理論產生了影響。它的具體表現在：“淫詩”説客觀上意識到《詩經》中男女戀情詩的存在，在“淫詩”説背景下對孔子“思無邪”的重新闡釋，有助於《詩經》闡釋中讀者主體地位的形成以《詩》説《詩》，重視《詩》的“熟讀涵詠”和“興”的體驗方式，豐富了《詩經》文本的文學內涵，也突出了詩歌涵養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詩經》“六義”的辨識和以“文勢”論《詩》，體現出“自覺”的文體意識，影響到後世詩學“辨體”思想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