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对社会上的是非得失，一概看作与己无关，不去管它，这就不至于使自己的心，受到社会环境的干扰。他之所以如此，是与他的“义外”说有关。
“义”是对于事物是否应当、是否适宜的判断，以及由此判断而引发的行为。孟子的“义内”说，认为此判断是出自于吾人之内心，不仅判断的标准为内心所固有，否则不会作此判断，并且以为吾心既有此判断，即系吾心有此要求，人之行义之所以满足吾心之要求，而为吾心之所不容自己。
告子之意，则以为应当不应当，只是从客观事物关系中之较量比拟而出。并且他似乎并不由此而求建立一客观之义，而只是认为一般人所谓“义”者，与自己的生命毫不相关，所以他就可以“不得于言，勿求于心”，由此把自己从社会隔离起来，不受社会的影响。
“得于言”即所谓“知言”，亦即对客观事物作知识上的了解。“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即对于不了解者，让其不了解，不用心去求了解。
这与庄子“知止于其所不知，至矣”（《齐物论》）的态度，甚为相合。告子“生之为性”的观点，也与庄子的性论非常相近。孟、庄同时而未尝相闻，告子或亦是庄子之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