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詩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